去年那天，也是冬天，我在 明山竹子湖一带走路，同行的人随口问了一句：“你一生里最好的朋友是谁？”还在沉 ，又说：“不许想的，凭直觉说，快讲——”讲了，是父亲母亲姐姐小弟还有我的丈夫。“那他呢？难道他不算？”当然问他罗，他们是好同学。我拿了 干树枝拍拍的打过一排又一排芦花，一面跑一面口里呜呜的学风叫，并不回答。他当然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。打过他，用刷头发的梳子，重重一掌下去，小钢钉在面颊上钉成小 ，过了好几秒钟，才慢慢渗出数十个血珠子来。那一回，他没有哭，我还要再打，是夹在中间死命拉扯的母亲发着抖流泪。那一年，我十九岁，他十七。后来，没有几天，又在街上看见他，台北桃源街的牛 面馆外边。他低头在踩摩托车，口里叼着一支烟，身后跟着一个穿 你裙的女孩。还记得，他们上车而去的时候，那套西装在夜风里飘出来的是一块大红的衬里，女孩的手，环在 上，那么意气飞扬的招摇过市。他没有看见我，那个手里拎着一袋书，看到他就站住了脚的人。我回家后并没有对母亲说什么，那几年，母亲稍一紧张就会极轻微的摇摆她的脖子，那种不自觉的反应，看了使人心酸。我深信，她的这种毛病，是因为女儿长年的不肯上学和阴沉的个性造成的。在家里，我总是攻击人，伤害 的那种打法。尤其看不惯只上学而不真读书的人。当年的他，就是那个死相，他假上学真跷课，只对自己花钱，对人不友爱，而且自高自大语气轻浮。想了一下在街上看见他的那副样子，把一本自己批注的《水浒传》送到小弟的房间里去。那时候，小弟初二了，正是我当年批注这本书的年纪，我们一同看书，小弟也开始批写，批上一段，上学校去的时候，我就拿起来看。跟小弟，也没有说他什么。又过了好多天，长 市场的路边边有人卖药玩蛇，算是夜市吧。围观的人怕蛇，圈圈围成很大，卖药的人费力的连说带表演，一直让蛇咬他的手肘——真咬，却没有一个人上去买药。那个弄蛇人又表演了 蛇，紧紧握住长蛇的尾巴，让蛇身蛇头滑到口里去，这一招惹得许多人退了一步。就在人群扩散开去的那一刹，我又看见了他，有一丝惊惧，又有一丝哀怜，透过他的表情默默的投 到那个在一支光秃灯泡下讨生活的卖药人身上去。人群里的那个他，陌生、柔软，有一点孤零，透着些青少年特有的迷茫。他没有在摩托车上。再从窗口望他的那一年。小弟已经读大学了，我初次回国。巷子里的他，蹲着在锁车子，知道必然会进来，我等着跟这个一别四年，没有通过一封信写过一个字的人见面。进门的时候微笑着喊了我一声，自己先就脸红了。看见他的手上拎着一个帆布袋子，里面装着想来是到处推销的油墨样品，没有穿什么怪里怪气的红衬西装，一件夹克十分暗淡，头发被风吹得很 ，看上去好似很累， 鞋子的时候半弯着身体，那个灰扑扑的帆布袋也忘了可以搁在地上——那一年，他进入了社会。也是那个夜晚，想到他的口袋和鞋子时的神情，我伏在 上，在黑暗中 了一夜的眼泪。过不久，我又走了。我们依然没有什么话讲，也不通信，有一天，母亲写信来，说他有了两个女儿，做了父亲。又不久，说他离开了油墨行，跟一个好同学拼凑了一点点小资金，合开了一家小公司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我结婚，他也没有片纸只字来。后来我便以为自己是忘了这个人，直到有一天的梦里，看见一大面狰狞的铁丝网，他在那边，我在另一边，清楚看见是他，脸上还有铁刷子打上去的那些小血。我很紧张，唤他，叫他跳铁丝网，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，退了几步，然后向我跑过来，上网了，接着看见电光强闪，他无助的被挂在铁丝上成了一个十字形，然后，我在梦中的的确确闻到了生烧焦的气味——我被摇醒的时候还在惨叫，知道经历的是梦，只是一场梦，仍然不能停止的叫了又叫。梦的第二 ，收到一封电报，是大伯父打来的，没看清楚内容先扑到地上去便痛哭，赤着脚没有带钱，奔过荒野，走进简陋的电信局，一定要他们挂长途电话回台湾。等到丈夫大步走进电信局的时候，我已经等了六个多小时。丈夫来，电话通了，接电话的是父亲，我喊了父亲一声抱住电话筒失声大恸，好不容易双方弄懂了，说他没事——那个以为已经忘掉了的人没事，这才再细看那封捏成一团的电报；那封会错了意的电报。那事以后的几，当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总是恍惚，夜间，睁着眼睛向着黑暗，想起他，那个一生没有交谈过什么话的他，才发觉这个人对我，原来也有什么意义。又是一年，我回国，父母一同回来的，下飞机，他不知道要跟我说什么，那时候，我心情不好，一路上很沉默。他将我放在前座，开到家的巷子里，他掏出来一把钥匙来给我看，脸上是 出来的笑，他跟我说：“来，来看你的汽车，买给你的，二手货，可是里面要什么有什么，不信你问我，音响、冷气、香水瓶、录音带…你高不高兴？你看，买给你的车，来看嘛！看一眼…”我快步跑上楼，没有碰钥匙，他跟上来，我说：“以后精神好了才去看——”那辆车，在巷子里风吹雨打了三个月，我没有看它一眼，后来，他没有说什么，赔了三万块，转手卖掉了。爸爸贴了他钱，他头一低，接下了。那一刹，我眼眶有些 ，他根本没有什么钱，却贴出了财产的大半，标会标来的，给了我。再见他当然又是回国，窗外的大个子从一辆漆成紫绿两 的破汽车上下来，锁好车门，一手夹着一个小女娃儿上楼，那时候我叫了他，从窗口送下一句话：“胖子！好丑的车。”“实用就好，丑不丑什么相干？”还是谈不来的，可是这句话已经慢慢中听了。当年那件西装并不实用，却悄悄去做了会女朋友。那时候，也只是打架，我们不谈的。有一回我问他，他家里为什么不订大华晚报，偏偏每天要来一次看看这份报才走。他说，怕忘了看有一个“爱心基金会”的消息，问他看了做什么，他不响，向母亲和我讨钱，讨到手便走。第二天，他汇了钱去基金会，然后才说了一句：“这种开销每个月很多，看报不大好，看了会有心理负担，不寄钱又不安。”我没有什么话跟他讲，可是也有了自己的负担，是他传给我的。很多年后，才发觉他早已通信认养了一个新竹地区的苦孩子。那时候，他的头发开始一丝一丝白出来了，我去香港，替他买简便的治白发药水，而我，早也染发了。有一次在他家里，我赖他偷我当年的书，他很生气，说我的那种枯燥书籍他是一定不会看的，我不肯信，他打开书柜叫我搜，看见那些宝贝书，我呆了好一会儿，也确定了他不可能偷我的书。那一天他很慷慨，说可以借我三本书带回去看，借了，当天晚上，翻了三页，便睡着了。我还是有些讨厌他，没有什么话跟他讲。有一天他来，已经深夜了，我正在因为剧烈的肩痛而苦恼，母亲一定要替我按摩，而我死也不肯。他问我为什么不去做指 ，我说夜深了，不好去烦固定做指的朋友香，他拿起电话便拨，听见在跟太太说要晚些回去。那一次，他替我做指，做到流汗。我没有说什么，他很晚才走，走的时候，说了一声：“那我走了！”我说：“好”想起当年打他的事情，呆呆的。又有一天晚上，他又来，说肩痛可能是在欧洲常年习惯喝葡萄酒，在台湾不喝酒的缘故。他很急的在我桌上放下了一只奥国的瓶子，说是藏了很多年的葡萄酒，要给我。说完两人又没有什么话讲，他便走了，看看德文标签，发觉那是一瓶葡萄果汁。我们还是不通的，那么多年了。他的车子换了许多次，办公室搬了自己的，不再租房子。有一天，我在街上看见一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，觉得眼 ，一看是他，吓了一跳，才发觉，在白天跑工作的时候，他仍然骑车而不驾车。不太认识他，使自己有些脸红，我们已经认真够久了。去年夏天，我在西班牙，邮箱中一张明信片，写的人是他美丽贤慧的 子，夫妇两个人在东北亚旅途中寄的。他只在上面签了一个名字，出国十八年来第一次看见他写的字——两个字。这个人喜欢看电影、听歌、跳舞、吃小馆子，原先也喜欢旅行，那次东北亚回来的飞机上遭了一次火警，便发誓不坐飞机了。以后的钱，捐了好多给基金会，那个基金会骗钱不见了，他仍然不坐飞机，也没有多余的钱。我们谈不来，只有一次，他跟我悄悄的讲了好久的话，说他大女儿如果坐在我的车子里，千万不要一面开车一面放音乐，因为女儿睡不够神经衰弱，一听音乐便说头昏，要烦的。我答应了，他又叮咛一次，叫我千万不能忘了，我说不会忘，他还不放心，又讲又讲。那一回，是他一生里跟我讲最多话的一回。我发觉他有些老了。他的小公司，开业的时候明明是两个股东，后来各让出百分之十，无条件分给了一位职员。我问母亲，这是为什么？母亲说，那位职员是开天辟地便一起跑单子来的，做事勤快认真又忠诚，两位合伙人商量了一下，便分他二十股，不要投资，算做另外一个老板。做了好多年，那位股东要求退股，于是和和气气公公平平的分了帐，说了再见，而今也仍是朋友。回想起小时候过年时我们孩子赌钱，可以赌三天，如果有他在场，我一定不参加，那时候他最善赖帐，输了钱脸色很坏而且给的时候一定打折扣，如果赢了，死活也说做庄的要讨双倍。为了过年的赌，也跟他摔过碗，吵过、气过，将新年气氛弄成大僵局。当年的他，守财奴一个，新年的收入，可以用上半年几个月不缺钱，而我，是看不起他的。他的朋友多，在外买东西吃东西都有固定的人家，我洗照片，他叫去他的那家冲洗，去了，说是邦德公司介绍来的，老板娘一面开收据一面随口说：“邦德那两个老板真不简单，合作了那么多年，没看他们红过一次脸，从来不在背后说彼此一句坏话——”我有些发愣，这两个大宝贝，当年都是混毕业的，那种，打电动玩具出来的，那种，看书不用脑子只用眼睛的，绝对不是读书人，可是——对于金钱，他越来越淡了，自己有限的吃吃用用，对他人，却是慷慨。手上一只光鲜好表，万华地摊上买来的，见人就要伸出来显一显，我猜那是“ＣＯＰＹ”表。我看他，衣服也整洁，孩子护得紧，子也很疼爱——也确是一位可敬可爱的妇人。那辆长长的面包车很老爷了，是父亲母亲姐姐小弟全家和我的公共汽车，假东家接西家送，当年的烦人和锐气就如他的体型，由瘦长到微胖，是一个和气又有耐的小胖子，口头语，在从前是：“气死人！”而今，只说伤害他人的人“可悲可悯”有一次，在我的面前他动手打了左也不是右也不要的孩子，孩子惊吓大哭扑在妈妈的怀里，我气得发抖，想打他，并没有真动手。那几看见他，我不跟他说话，他的脸，十分羞惭，穿鞋子的时候总是低着头。那几，母亲对他也很冷淡。我们绝对不打孩子的。他不是我的朋友，我们不能琴棋书画和谈人生，一说这些，他就很不耐烦，就如他当年那辆可怕汽车的颜色一样，他偏说汽车是将人载到目的地的、能好就好，外形什么重要。奇怪的是，他又爱看崔苔菁，这位敬业的艺人是他的专情歌星，崔苔菁并不实用——对他。他不看我写的文章，他对我的稿费，却付出了极大的欣赏与关心，常常叫我：“捐出去！捐出去！”看我捐得多了些，又会心疼，背地里噜噜苏苏，说我对己太节俭。当我下决心要买一台录影机的时候，他怕我后悔，当天便替我搬了回来，又装又教又借录影带，然后收钱，含笑而去，说我对自己慷慨了一次，他很愉快。我骂他是一种一生的习惯，并没有存心，那次坐上他的车子，他将我一开开回了童年的老家老巷子，叫我慢慢走一次，又在老里长的门口徘徊，里长不在家，他有些怅然的离去。这个人，我不骂了。可是叫他去看林怀民的云门，他不去呢，他宁愿去万华看夜市。这些地方，我也不怪他，因为万华我也爱去，一个又杂又深又活泼的台北。我又想，金庸小说可以看吧，他也不，他看别人的，那种催眠的东西。我也想，我的书不可读“娃娃看天下”总可读吧，他不，他却看卡通片。学校开母姐会，他不是母也不是姐，跟着太太，打扮得整整齐齐去看孩子的老师，竟然还敢说话，请老师少留功课，他不要孩子太用功，只要他们有一个快乐而糊涂的童年。那个可敬的老师，对他居然含笑而尊敬。功课果然留少了，少得适可又合理。前几天，圣什么诞节的，姐姐为了给小弟的孩子一个未来的回忆，兴冲冲的抬了一棵树来放在父母家，鬼鬼祟祟的在树下堆满了各人的礼物，全家十几口，每人都有一个秘密在树下。那棵树，披头散发，红绿灯泡一闪又一闪。我一看便生气，尘世艰辛已久，磨人的事已经够多，再来应景，也去买礼物送家人，万万没有这份精神与心力，我很难堪，也真，也做得脸皮够厚，二十二便逃离了台北，不回去过什么节。走的时候，自圆其说：“心里爱就够了，表面的不做，雪中送炭胜于锦上添花。”小弟回了一句：“你不做，人家怎么知道？”我走了，走到中部乡下去看老厝，没有回来。家里太吵，精神衰弱。那个他，却存心要给他一样东西，不为过节。他也坦然，说：“我不要皮鞋，我要皮带，你送，我干脆指定。”于是，大街小巷百货公司去找，要一条全台北最漂亮的皮带送给一个微凸的肚子去用，一心一意的去找。圣诞节过了，除夕也没有回家，元旦之后在狮头山和三峡，听人讲客家话看寺庙，我没有回家。昨天姐姐来电话，说那辆全家人的司机和公车又载了十几口出去吃饭——我们家人喜欢吃饭。在餐厅里来了一个小妹妹卖玫瑰花，那些花，枯了，陪衬的“满天星”小白花朵都成了淡灰色，小女孩穿着国中制服出来卖花，一桌一桌的走，没有人理她——那是一把把枯了的花。他不忍，招手唤了过来，笑着买了两束，全家人都在看他，他不大好意思，解释说：“一定卖了好几天了，不然花不会枯，卖不出去血本无归，我们买下，也是安心。”这个人，这个当年在成长时被我憎恨的大俗人，在去年还不肯将他列入朋友的他，一点一点进入了我的心，手足之外的敬和爱，那优美却又平平凡凡的品格，使我自己在他的言行里得到了启示和光照。今年，我也不敢讲我能够是他的朋友，因为我自卑——在他和他好子的面前。我要把这篇文章，送给我的大弟，永风堂陈家二房的长子。大弟，永远不会看我文章的你，你看了这一篇，也是会打瞌睡的，睡觉对健康有益。预祝你大年初七，生日快乐。对不起，当年的那一血掌。今生今世，我要对你的一双女儿尽力爱护，算作一种不能补偿的歉，谢谢你，你教了我很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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